炒股配资平台知识黄维为自己战败找了三个理由，杨伯涛的文章，指出了他最大的昏招

进了战犯管理所炒股配资平台知识，蒋军第十二兵团中将司令黄维依然不服不忿，甚至还提出要重打一次，在他的《我在功德林的改造生活》中，他终于承认了错误：“那时我对学习非常抵触，常常说些挑衅性的怪话或做些挑衅性的动作。功德林里的人，无论管理员或同犯，都认为我最顽固，事实也确实如此。第一批特赦时，我的名字是上了特赦名单的，可是被战犯管理所给顶住了，他们说我没有改造好，不同意特赦我，如果特赦我的话，别的战犯不服呀！实际情况也确实如此，那时不特赦我是对的。”

黄维虽然认识到了自己的顽固是错误的，但他在回忆文章中，还是不经意间流露出不服气的意思，他《第十二兵团被歼纪要》中为自己兵败双堆集找了三个理由，同为政协文史专员的第十二兵团第十八军军长杨伯涛，也写了一篇文章，题目就叫《黄维第十二兵团被歼记》，文中毫不客气地对黄维进行了尖锐而深刻的批评。

从现存的稿费单可以看出，黄维得稿费的时间是1975年，但他写稿子的时间应该是在1975年之前，那上面有杜聿明、宋希濂、文强等人的审批意见，最先签字的是杜聿明：“这篇增补稿比较真实具体朴素，拟请按甲稿付酬。”

宋希濂的批语说得很清楚：“此稿据作者说明，是对一九六一年初稿进行增补的第二稿，为第一稿未付稿酬（当时作者尚在押），我同意杜聿明同志的意见，按甲级稿付酬。”

括号里的字也是宋希濂写的，黄维的名字从第一批特赦名单上划掉，他当然还在功德林或秦城，那段相对安静的时间，还没有完全学习透、改造好的黄维能把心里话写出来，政协《文史资料选辑》能够收录并支付较高稿酬，这对黄维来说，也是一种触动。

黄维有没有认识到自己的战败是一种必然，我们已经无从问起，但从黄维文章的字里行间，还是能看出黄维是认真总结了的，他认为自己战败的一个原因，就是后勤补给供应不上。

十二万多人的黄维十二兵团是全美械装备，包括战车、榴弹炮在内的机动车五百多辆，还有各种火炮、轻重机枪、冲锋枪等，可以说是武装到了牙齿，但黄维战败后却把装备太好当成了战败的主要原因：“这么多兵员、重型武器装备，不仅没能帮助我们在双堆集突围，反而成了作战的包袱。空军空投的粮食和弹药不能满足需要，由于没有燃料和热水，官兵们根本无法吃这种硬得像石头一样的面食。”

黄维这就有点过不去河赖裤裆大了：他既有坦克又有大炮，还有一定数量的空投，吃馒头大饼居然嫌硬，志愿军抗美援朝的时候，只要以轻武器为主，“军粮”也只有炒面和冻土豆，不也打败了拥有海空优势的美军？

黄维总结的第二点原因，就是手下只知保存实力而不能协同作战：“各部队当时没有战斗意志，只希望自己苟延一时，对于共同作战的友军将被攻击歼灭时，并不积极策应，更说不上勇于赴援，视同一体了。”

黄维还举例说明：第十四军熊绶春残部防守杨围子及其邻近的几个小村庄，当解放军对杨围子进行蚕食攻击时，熊绶春向黄维求援，黄维命令覃道善第十军抽调一个营增援，并且让那个营归熊绥春指挥，结果覃道善百般推脱，实在拖延不过去，才派了一个营到达杨围子村外围，听到枪炮声就“不战而溃，逃回原处去了，结果熊绶春阵亡”。

黄维把熊绶春阵亡归咎于覃道善见死不救，覃道善也是一肚子苦水，他在《第十军由进攻到被围就歼》中抱怨：“第十二兵团自陷入解放军的重重包围后，后方联络断绝，所需粮弹俱赖南京空投。因空投数量甚少，再加上分配不均，第十八军分的量多，以致引起第十军和第十四军官兵对兵团部的不满。”

第十八军是陈诚土木系的核心力量，黄维也以“土木系干将”自居，在粮食弹药分配上，自然要偏向十八军，所以第十四军濒危，他只让覃道善派兵而不动杨伯涛的十八军，用意不言自明。

黄维对杨伯涛“很好”。杨伯涛却认为黄维的指挥“很不好”，晚年还一直念叨“黄维是个外行”——杨伯涛如何批驳黄维咱们稍后再说，咱们还是来看黄维给自己失败找的第三个理由：“先有廖运周率师起义，继之黄子华率第二十三师投诚，特别是黄师投诚，使第十二兵团整个阵地体系破裂，第十八军和第十军残部愈陷于悲观绝望气氛。”

黄维特赦之后当了文史专员，在宴会上见到廖运周，还气愤难消，原徐州“剿总”前进指挥部中将副参谋长文强在《口述自传》中记录了那一幕：“廖运周也参加了我们的宴会，黄维一见他，鼓起两只眼睛，不跟他说话。黄维对我说：‘这个廖运周，把我的部队都送掉了。’”

粮弹不足，将士异心，廖师起义，黄维给自己全兵团被围歼找了三个理由，可能不用杨伯涛批驳，读者诸君早就看出那三个理由，一个都站不住脚。

覃道善说黄维偏向杨伯涛，杨伯涛评价黄维，似乎应该多说好话才对，但事情却恰恰相反，那就说明，黄维在指挥上确实出现了重大失误，以至于连同为土木系将领，且得到黄维“照顾”的杨伯涛，也忍无可忍了。

就像黄埔系不是铁板一块一样，土木系内部也有争斗，杨伯涛比较看好胡琏，却对黄维没有什么好印象，从黄维就任第十二兵团司令那天起，杨伯涛就看他不顺眼：“很多干部曾做过黄维的部属，熟知黄维性情孤僻、严峻寡恩，一贯对之不满，这次又来领导，无不灰心丧气。特别因黄维久离部队，对反人民战争是一个外行，害怕断送在他手里。”

杨伯涛认为黄维一味屈从老蒋指令，而且立功心切，开赴前线前根本就没有做好准备，这也是他们后来粮弹不足的主要原因，黄维为了“轻装”抢功，甚至把很多辎重都留在了武汉，“主要的人员装备俱未获调整”。

黄维仓促上阵，对部队根本就不熟悉，杨伯涛的总结很深刻，那就是当断不断，不该走却急着走，根本就没有沉着应变的能力。

黄维性格孤僻，做任何决定都不跟军长们商量，而自己又对部队不熟悉，只要老蒋一声令下，他就不管不顾仓促下令：“蒋介石催促黄维进军打到徐州去，黄等不及吴绍周的到达，下令向北攻击前进。本来是严阵以待，突然变为倾巢出击，这样大的变更计划，黄维不仅没有召集各军长研究一下，就连对同住蒙城内近在咫尺的我事前也没有通知。当我接到行动的命令时感到非常诧异，明知其不可为，但以命令既下，不敢违抗，只好照命令办事。”

黄维眼里只有老蒋而没有下属，到了关键时刻，没有老蒋的电报，他就不知道该怎么办——第十二兵团在被包围前，原本是有机会从南坪集逃到固镇跟李延年兵团会和的，但这时候黄维却犯了当断不断的大错误：“南坪集到固镇只八十多华里，一气就可赶到，黄维紧锁双眉，在房子里踱来踱去，焦急地考虑着。一直拖到半夜十二点，始决定兵团即刻向固镇转移。”

黄维说是“即刻转移”，但却迟迟不动，杨伯涛的字里行间充满了愤怒：“我在兵团部坐等，黄维既不叫退也不叫进，整个兵团部队整装待发。我几次向黄请示行动，未得要领。黄维最后才下了决心，命令各军按计划开始行动，这时已经是下午四点钟了。如果以早上五点钟开始行动算起，则耽误了十一个钟头之久，按急行军速度至少走了六十华里以上的路了。”